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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举,考生必出自学校,考题必出自“四书五经”,阐述必排除己见,文体必符合八股,殿试必掌控于皇帝。这么一来,皇帝和朝廷,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终端,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 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