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文两途,偶尔交错。然而,虽交错也未必同荣共衰。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有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渐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政治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因此出现了一场壮丽的大爆发。 这是机缘巧合、天佑中华,而不是由政治带动文化的必然规律。其实,这种“政文俱旺”的现象,在历史上也仅此一次。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象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晚辈。 它,就是都江堰。
余秋雨 《文化苦旅》1
量低层次的互耗,严重威胁着当时还极为脆弱的文明底线,因此急于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结束这种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于是,鸿蒙的声音从大地深处传出:王者何在? 这里所谓的“王者”,还不是后世的“皇帝”,而是一种不追求个人特权,却能感召四方、平定灾祸的意志力。但是,这种意志力在建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与自己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强者。对黄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余秋雨 《中国文脉》1
其实,历史永远以一种简单的外貌掩饰着一种复杂的本质。民众要求简单,勾画出一个个“易读文本”,并且由此拒绝复杂。这实在是人们的一大误区。
民众不愿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实的。例如,文天祥就义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对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当时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离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民众不愿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实的。例如,文天祥就义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对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当时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离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余秋雨 《中国文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