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简介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的构架，以上千年的纵深探究历史，不但从中国文化中寻根溯源，还兼涉了西方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与过去强调“中华文化”的优点与特色不同，作者的着力点在发掘人类文化本源的共同之处，演变的结果和过程或许不同，但蒙昧初期的人类，却拥有几乎共同的规范。视野宽了，结论自然出现，如同在太空中看地球，不必用数学推导地球是圆的，就算原始人都看得出来，没有别的原因，站的高度不同。
中国儒家思想中其哲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在社会价值、伦理道德和社会礼仪等方面的看法、取舍和褒贬。其本质就是个人在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在与其他人、周围的环境等产生作用时，在个人行为选择上所遵循的一套行为规范和其背后的思想原则。
相传孔子（B.C.551 -- B.C.479）根据鲁国的历料记载将鲁隐元年（B.C.722）到鲁哀公十四年（B.C.481）的历史修成了一部史书，这部编年史书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约有1.5万字。《春秋》记事非常简练，近乎大事年表。
其后（也可能是同时）出现了《左传》。《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B.C.722），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B.C.468）。《左传》约18万字，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比《春秋》多记17年，同时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后来儒家的经学家认为《左传》是解《春秋》经之作，故西晋杜预作注时重加编排，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分条记事，从此《左传》原貌不可得见。《史记》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
孔子开了私学之风，由于《春秋》非常简练，传授时就需要解释其文辞和史义。到了汉代，大约是B.C.100期间，就出现了着重从解释《春秋》的文辞和史义上加以发挥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先列《春秋》原文，然后逐字、逐层进行解释。《谷梁传》相对更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而《公羊传》则认为：《春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司马迁(B.C.145? -- B.C.???）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称，孔子写《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借此以表达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
另一方面，相对于汉代通行的语言和文字，孔子写《春秋》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已经叫“古文”了，如果没有注释，当时普通文人恐怕也很难读懂。因此，在传授《春秋》时确实需要进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