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简介

梁实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出生于北京，中国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1923年8月赴美留学，并取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国立青岛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大学共同前身 ）并任外文系主任。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梁实秋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1915年梁实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
1920年9月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发表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1年5月28日于《晨报》第7版发表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
1923年8月毕业后赴美国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学院（Colorado College）留学。
1924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25年任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外国语学院系主任。
1926年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
1930年在当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成立国立青岛大学，并于1930年9月30日正式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便邀请梁实秋（包括闻一多、梁实秋、张煦、洪深、李达、老舍、游国恩、沈从文、吴伯箫、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王普、博鹰、王恒守、任之恭、王淦昌、王统照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到国立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当时江青在国立青岛大学（即今中国海洋大学 ）图书馆做管理员）。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
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他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曾委婉的斥过冰心散文，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
梁实秋曾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
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
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来说，梁实秋认为文学是天才的创造。梁实秋一再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文艺是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并且在梁实秋看来，不但创作的主体只能是极少数的天才，就是鉴赏文学也是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专利，“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艺术自有许多的等级，所以艺术的鉴赏亦有很多的等级。”对于一般民众的文艺要求的满足，梁实秋给他们安排了说书、唱戏、通俗文学作品等艺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能理解这样的作品，他们也只对这样的艺术感兴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
梁实秋看到了不同的艺术主体对艺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梁实秋的错误在于夸大了天才等英雄人物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创作和接受中的作用。
从文学题材上来说，表面上梁实秋主张题材无限制论。他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广泛的，在根本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限制。”题材是不应该加以限制了，但如何处理题材，却并不是任意的，而应该是有选择的，用梁实秋的话来说，就是“批评家并不限制作品的题材，他要追问的是作家的态度和作品的质地。”这里，梁实秋所说的虽然是批评家，其实也代表了梁实秋心目中作家处理题材的态度，因为梁实秋心目中，批评和创作是大体一致的，对不符合人性的题材，作家应该通过艺术加工，使之符合人性，比如说，对通奸这样一件事，不是说不能写，但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应该以艺术的方法指出，这样的事情是悖乎人性的，不合伦理的，这才是正确的处理题材的方法。可另一方面，梁实秋又说，“艺术的题材和艺术的方法又绝非可以离开，只有高贵的题材才值得用高贵的方法。”高贵的方法只有高贵的题材才配用，那么，要想创造出高贵的作品，自然更要用高贵的题材了。
题材虽不可限制，但题材的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这才是梁实秋心目中真正的题材观。在《现代文学论》《论诗的大小长短》《诗与伟大的诗》等文中，梁实秋一再强调，伟大的艺术作品当有一定长度，这其实是他心目中这一观点的折射。
梁实秋看到了作者在处理题材上应起的积极作用，却又人为的将作品的题材划分为上中下几等，这是由他的贵族主义思想决定了的，可以说，梁实秋骨子里的贵族主义精神注定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走不出这样一个怪圈。
梁实秋的人性论批评从人性善恶二元构成、善对恶的适度节制、天才才能洞察绝对真理三方面接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但梁实秋拓展了绝对真理的范畴，强调普遍人性，更偏重实践理性。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响，从以前的浪漫倾向和唯美倾向转到传统的、古典的倾向，究其原因是由于白璧德的思想为梁实秋反思了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也由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而梁实秋思想中的传统观念比较浓厚，这为梁实秋认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
梁实秋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文学要表现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人性论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说到：“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
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在这里梁实秋说明了文学价值之所在。
他认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是否表现了时代精神、革命理论、传统思想而在于它是否表现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正是他的这种文学价值观确定了他的文学目的就是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
正如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超验存在显露自身的一种独特方式，艺术与存在的真理原本同一。这些对现当代世界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关于文艺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文艺要显现普遍性，要显现无限和超越存在的真理，梁实秋所说的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和他们的理论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其基本思路与他们是相通的，这就是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的现代意义所在。
梁实秋认为，文学批评不是鉴赏，而是判断。他说，“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之功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这个普遍的固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梁实秋说：“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标举。”接下来，梁实秋分析了批评的目的：“文学批评根本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否定。”换言之，批评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对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作价值判断，指出哪些作品是伟大的，哪些是低劣的；另一方面，批评家还需指出这些作品哪些是符合伦理的，他们又是如何符合的。梁实秋所说的伦理，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梁实秋一生都是儒家伦理的信奉者，他说，“儒家的伦理，在我看来，大致是不错的。”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文学批评家才能够做到，因此，梁实秋认为，只有批评家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意见。”